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”

习近平总书记说，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”“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”。我们湖南这片热土，传承着弥足珍贵的湖湘红色文化基因。在深入开展“三严三实”专题教育中，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崇“严”尚“实”的精神风范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

触摸“严”的风骨

“严”是一种精神，精神是有风骨的。所谓“风骨”，就是品格气质、秉性气概。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，论述风骨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“力”：风能动在其有力，故称风力；力生于骨，有骨才有力。“严”作为共产党人的气质秉性，它的风骨集中体现在修身、用权、律己上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，领导干部要“严以修身、严以用权、严以律己”。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，我们可以触摸到“三严”的风骨。

在严以修身方面，我们可以触摸到老一辈革命家信仰至上的风骨。

信仰是修身的最高境界。在这方面，有三个历久弥新的问号，老一辈革命家用毕生的追求，作了精彩而完美的诠释与回答。

第一个问号——信仰什么？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中国的进步人士都在思考的问题。

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立下了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。1919年，他在《〈湘江评论〉创刊宣言》中写道：“时机到了，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！洞庭湖的闸门动了，且开了！”1921年初，毛主席在新民学会年会上，发出了“主义譬如一面旗帜”的时代强音。他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中，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。

有一个故事，大家也许耳熟能详：1920年，一个叫陈望道的年轻人，在浙江义乌的家中，借着一盏昏暗的油灯，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端午节前夕，母亲做了糯米粽子，外加一碟红糖，送到儿子书桌前。陈望道一边翻译着，一边蘸着墨汁吃掉了粽子，嘴里还告诉妈妈“够甜的了”。同年8月，第一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，给在压迫中奋起、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指明了方向。

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蔡和森、彭德怀、贺龙、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，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中，都从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汲取了营养。他们与毛主席一样，从确立信仰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动摇过。

今年5月7日，一群来自法国的高中生到湖南党史馆参观。他们好奇地问我：当年为什么中国青年选择赴法国勤工俭学，为什么湖南青年去的最多？我的回答是：他们是为信仰而去的！

1919年底，一艘法国邮轮从中国缓缓离开。船上载有一批湖南新民学会的青年人，他们不远万里去法国勤工俭学，蔡和森和他的母亲葛健豪、妹妹蔡畅，以及后来成为恋人的向警予也在其中。在法国的蒙达尔尼，蔡和森用“猛看猛译”的方法，学习、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。他在给毛泽东和陈独秀的长信中，第一个正式提出要“明目张胆地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”。

第二个问号——为了信仰能付出什么？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”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，为老一辈革命家的信仰作出了最好的注释。

1927年5月，年仅23岁的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波扬和他身怀有孕的22岁的妻子陈昌甫不幸被捕。敌人将陈昌甫左手五个指头钉上竹签，想让她用右手代替田波扬在自悔书上签字，陈昌甫在纸上毅然写下：“我宁可替丈夫死，但决不代替他叛党，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！”夫妻二人大义凛然，慷慨赴死。

1928年3月，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的夏明翰，在临刑前饱蘸浓墨，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就义诗：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。杀了夏明翰，还有后来人！”夏家满门忠烈，夏明翰的四妹夏明衡、五弟夏明震、七弟夏明霹都是为国捐躯的著名烈士。苍天有眼，夏家真留下了“后来人”。曾志在弥留之际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，丈夫夏明震牺牲时，她怀上了孩子，就是上井冈山后生下来送给了当地农民石家的，取名石来发。

1930年，军阀何键向关在牢狱里的杨开慧提出，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即可自由。杨开慧毅然回答：“死不足惜，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。”坚守信仰到了不惜生命的境界，这样的信仰，该是何等彻底的自觉与豪迈。若干年后，毛主席对失去自己心爱的“骄杨”，挥毫写下了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这一千古绝唱。

第三个问号——坚定信仰要常补什么？答案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，要常补精神之“钙”。这个“钙”，就是理想信念。老一辈革命家，早就用实际行动阐释了坚定理想信念不会一劳永逸的深刻道理，严以修身的过程就是一个经常补“钙”的过程。

林伯渠是我们党内在20世纪初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为数不多的老前辈。在延安时他就讲过，要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，在60寿辰时，他还专门就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请教毛主席。

1965年，党中央、毛主席派彭德怀到三线工作。不管走到哪里，彭德怀都把毛选四卷带在身边。有人说，彭老总的脊梁是最硬的，这与他常补精神之“钙”有关。湘籍歌唱家王丽达唱过一首歌《放歌乌石峰》，讴歌这位顶天立地的“汉子”，歌词是我写的：“纵情放歌乌石峰，一座山峰在心中，横刀立马的彭老总，顶天立地撑苍穹。故居种柑柚，那是家乡的情怀元帅的梦；后人立铜像，那是民族的脊梁不屈的松！”

祛病除垢补“钙”法，是老一辈革命家常用的。这让我想起了毛主席当年重点推荐的“五个人”和“一把扫帚”。五个人就是“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”的白求恩，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张思德，“排除万难、去争取胜利”的老愚公，“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”的雷锋，“县委书记的榜样”焦裕禄。对照这五面明镜，就能找到自身的差距。那一把扫帚，当然不是鸡毛掸子。毛主席讲：“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他就不倒。这正如地上的灰尘，扫帚不到，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“照镜子、正衣冠、洗洗澡、治治病”，与毛主席的教导是多么惊人的相似！

在严以用权方面，我们可以触摸到老一辈革命家公而忘私的风骨。

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能严以用权，是因为他们有“三个最懂得”。

最懂得权力是什么。权力是把双刃剑，既能为民造福，也能以权谋私；权力还是易碎品，既要谨慎使用，又要小心呵护。1982年，当耀邦得知侄子胡德资被岳阳某工厂招工后，立即将其唤回乡村，他现在仍在家种田。

最懂得权力是谁给的。毛主席多次告诫全党：“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？是工人阶级给的，是贫下中农给的，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。”毛主席又强调：权力是人民给的，只能为人民服务，绝不允许为亲友谋取任何私利。

新中国刚成立，毛岸英给表舅向三立写了一封长达3000多字的信，就一亲属“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”一事，表示“我非常替他惭愧”“新的时代，这种思想已是极端落后”。信中写道：“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，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，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，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，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，正在于此。”他还解释说：“至于父亲，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”。

最懂得权力如何行使。罗荣桓元帅曾告诫一些高高在上、搞特殊化的领导和机关干部：“不要以为你很高，这种高是因为你骑的马高。下了马，该多高还多高。”老一辈革命家个个劳苦功高，权力都不小。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特点，他们行使权力时，至少坚持做到以下“三用三不用”。

——公用而不私用。千里长江，险在荆江。1952年4月5日，在党中央、毛主席决策下，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动工。毛主席亲笔题词“为广大人民利益，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。”经过30万军民日夜奋战，75天后便胜利竣工。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，如此短暂的建设时间，让全国振奋、让世界惊叹。

——苦用而非乐用。真正的重大科学决策都是极其痛苦的过程。1950年6月，朝鲜战争爆发。围绕中国出不出兵，连续几天毛主席彻夜难眠。他知道中国出兵援朝面临的困难，当会上大家把这些困难摆出来之后，他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你们说的都有理由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别人要亡国了，我们站在旁边看，心里也难过。”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，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，第七舰队已开进台湾海峡，朝鲜战火已燃烧到鸭绿江畔，我们一旦袖手旁观，就会被动挨打，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就难以巩固，苏联也会减少对我们的援助。经过一番痛苦的权衡考量，最后做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，并把儿子毛岸英派到朝鲜战场，岸英最后英勇牺牲在前线。抗美援朝一战，打出了大国地位，打出了几十年来周边的相对和平，打出了以后建设与改革的国际环境。

——慎用而不滥用。1932年2月，担任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的何叔衡，对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上报的朱多伸死刑一案，经过反复调查，认为朱只是普通的贪污案，并非反革命案，原判量刑过重，便改死刑为监禁。由于何叔衡秉公办案，苏区群众称他为“何青天”。1933年5月，时任湘赣边区省委书记的任弼时，了解到当地肃反扩大化的情况后，决定成立肃反裁判部，严格核实肃反抓捕情况，并在省委会议上严肃指出：不能随便抓人，更不能随便乱杀人，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。

在严以律己方面，我们可以触摸到老一辈革命家刚直挺拔的风骨。

陶铸有一篇散文叫《松树的风格》，写道：“要求于人的甚少，给予人的甚多，这就是松树的风格。”陈毅元帅有一首五言诗《青松》，也是对松的赞美：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。”老一辈革命家就像青松那样，植根于泥土，顶风冒雪，依然挺拔、刚直、纯洁而豪迈。

在西柏坡，毛主席提出“进京赶考”和“两个务必”，他自己是率先垂范的。身边的管理员吴连登说：“毛主席进城以后一般都盖毛巾被，夏天盖一条，春秋盖两条，冬天盖三条，叠到一起。毛巾被破了用旧洗脸毛巾补，毛巾被最多补了83个补丁。”

今年5月21日，是毛主席回茶陵50周年。50年前，毛主席重上井冈山，千里来寻故地，途经茶陵，在县委办公楼住了一晚，条件十分简陋，室内连卫生间都没有。当时，没有通知在浏阳搞社教的县委书记赶回来，就由县委副书记李颖接待并汇报。李颖陪毛主席边散步边汇报，在谈到刚修建了一座湘赣大桥时，毛主席插话说，还是叫茶陵大桥好，并勉励大家“发扬优良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”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”毛主席就是如此的简朴、实在和亲切！

任弼时有“三怕”：一怕工作少，二怕麻烦人，三怕用钱多。这是他一生恪守的信条。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，以至积劳成疾，开国大典时也只能躺在病房里。朝鲜战争爆发后，新中国面临最严峻的挑衅。弼时同志写信给毛主席和书记处，要求“现在开始每日工作4小时”。他每天阅读电报，实际工作量远远超过4小时，而且常常坚持到深夜，完全忘记了自己重病在身。1950年10月27日，弼时同志终因劳累过度，走完了自己仅仅46年的人生历程。

粟裕有“三让”：一让华中军区司令员，二让华野司令员，三让元帅军衔。当年，周总理说：“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，人才难得，大将还是要当的。”毛主席补充说：“而且是第一大将”。这些佳话，都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、高风亮节的精神品格。

老一辈革命家的良好家风是有口皆碑的。贺龙元帅对家人要求很严，他曾对儿女们说：“要依靠自身努力，做有用之人。不要求你们成名成家，也不要想去做什么大官，但必须拥有一技之长。”他经常教育子女，艰苦奋斗的传统坚决不能丢。吃饭时，孩子们如果不慎掉下饭粒，他会捡起来吃掉，并对大家说：“一粒粮食一粒汗，要懂得珍惜。”儿子贺鹏飞少年时的着装，几乎全是贺龙的旧军装改成。

钟伟将军严于律己，坚持党性原则。生活在老家平江县农村的长子钟赉良曾希望父亲帮助“谋个好工作”，将军断然以“不要给政府添麻烦”拒绝。钟赉良一家7口有6个是农民，只有一人凭考试当上教师。

老一辈革命家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毛主席觉察到个别工作人员跟随自己外出视察时，有时无偿索要或低价购买地方物产，非常生气，下决心进行整顿。一方面对犯了错误的工作人员进行批评、处分甚至清退；另一方面，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些钱到各地退赔。

1956年3月，刘振德被调到刘少奇办公室当秘书。到任那天，刘少奇便与他“约法三章”。其中一条就是：要如实地反映情况，不要自作主张，不要打着牌子干个人的事情。